那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早晨，建政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龙脉》已经通过广电总局初审，“央视一黄”播出，指日可待！而后，谈了他准备写一点文字，记下这近四年来奔波坎坷的路程，并嘱我和荣会兄也各弄一篇。这是他的老习惯，每遇感动，就要诉诸笔端。是啊，作为总策划，一部电视剧与他曾有过太多的牵挂。我回答说：既然我们曾被自己企业有那样一段辉煌起点所深深感动，既然我们在运作拍摄中遇到那样多的暗礁和选择，既然我们已经拥有这份经历和觉悟并且希望与朋友们分享，那你就写出来吧。至于非要我写，只想说一下在这部《大龙脉》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这些人魂牵梦绕，成为蕴藏在我们心中巨大的感召力量。

一个划时代的辉煌起点

　　开滦已经跨过了三个世纪，到今年7月28日就是127年的诞辰。在电视剧《大龙脉》开播之际，我们不妨把视野拓宽，看看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历史上生长到这把年龄的企业有几个，或许我们可以从中领悟，近代史上的工业企业和我们这座城市正面对着怎样的生命奇迹。
　　我手头有一本纪念画册，名为“中国第一厂”，是纪念江南造船厂建厂130周年（1865-1995）编制的。其中有十多幅发黄的珍贵历史照片记载着“江南制造总局”往日辉煌。那是1865年初夏，华夏板结的大地上破土而出的第一座近代大机器工厂。由此之后，便引出我们现在所说的“产业链”——造枪炮、造轮船所必需的煤和铁。
　　这无疑是一段历史机缘。谁在当时都不敢想象，一个只有十几户名为“乔家屯”的冀东小小村庄，竟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历史画卷最早的落笔之处。是的，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值得了解、研究的企业实在太多了，然而，在当年诸多洋务企业排名中素有“南有江南、北有开滦”之说，建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建于1878年的“开平矿务局”，可以说是近代洋务运动中官办的军事工业和“官督商办”求富企业两种不同类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堪称镶嵌在中国大地南北的两颗工业明珠。
　　1881年，也就是开平煤矿正式出煤那一年，李鸿章在《直境开办矿务折》是以十分得意的口吻向光绪皇帝报告了他的这第二篇“杰作”：
　　“光绪元年，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饬候选道唐廷枢驰往察勘。其质坚色亮，燃烧耐久，性烈而蒸汽易腾，烧尽之灰亦少。就所得之煤论之，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泻。富强之基，此为嚆矢。今则成效却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制造各局向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似于大局关系非浅。”
作为洋务运动统帅的李鸿章，称开平办矿乃为中国富强之“嚆矢”，其分量当然不能低估。何为“嚆矢”？查词典才知道，乃“响箭”也，发射后声音比箭先到，比喻事物的开端或先行者。话出此人之口，足见开平煤矿作为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开滦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最早的一座煤矿，它对中国工业化的催生是多元的。
　　蒸汽机车本身就是从煤矿母体中孕育产生的。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最早是用来从煤矿里抽水或向鼓风炉打风的。到1830年，英国煤矿工程师制成一个蒸汽机车以取代马车，解决把煤从矿井运到市场的大问题。英国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铁路，是世界上第一条重要的铁路。
　　50年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1881年6月9日，唐廷枢和开平煤矿的工程师们冒着违背朝廷禁令的危险，修筑由唐山矿地至胥各庄全长16.04华里的铁路，轨距按1.435米铺设（即现在通行国际标准轨距）。如今，中国铁路已达6.8万公里，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条仅16华里的铁路是它的“源头”。
　　生命奇迹接连发生。当年11月28日，开平煤矿又在所属的胥各庄修车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造车的中国工人在机车两侧各焊一条腾飞的龙标，命名为“龙号机车”，象征中国巨龙的腾飞。
　　中国最早的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生产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起点，她为孕育那场接踵而来的社会制度大变革投下了最早的种子。毫无疑问，开平煤矿的创办对此起了关键作用。
　　我记得，建政我们经常为自己成长在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企业而激动不已。他说过这样的观点，大概意思是：开滦，作为一个生命的事实，把一段辉煌的历史与蓬勃发展的现实串联成一个活生生的肌体，经过127年的衍化、嬗变，至今仍昂首屹立于国企之林，这就是他生命奇迹的意义。我们还困惑过：有人曾发出诘问，那么喜欢讲自己企业生命历程起点时的辉煌，讲多了，总不是要想从中找回无奈于现实的某种“自信”吧？这会不会成为求新求变的心理障碍？我恰好在读一本台湾学者的书，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对建政说，在这里可以作为回答：“中国人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在这三者之间，最重视现在。只有在谈论祖先事迹时，才会加以金装，说得十分光荣，目的不在夸耀过去，而在激励子孙，不要丢祖先的脸，要好好奋发图强。”（曾仕强《中国式管理》）。我们都觉得此话说得直白透彻，运作拍摄《大龙脉》不就是抱定这样一种信念的吗？

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形象

　　拍摄《大龙脉》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讲述了一座企业的兴起，以及它对推进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重要作用。从影视文学的角度看，它所塑造的早期洋务实业家“唐廷枢”的形象，可说是对当今电视荧屏上的一个新的重要贡献。
　　唐廷枢（公元1832年－1892年），字景星，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他是当时颇有开拓精神的商界奇才、工商巨子，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之一。清末举办洋务，唐廷枢毫无疑问是一员拔营夺寨的大将。上面提到的李鸿章给光绪皇帝的《直境开办矿务折》中，有一段对唐廷枢本人的精彩评价，称他“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调他办理福建洋务时，除了夸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之外，还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1878年7月，在洋务运动“求新求变”思潮鼓舞下，他受命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建唐山矿。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在他60生辰之日，唐山矿区四十八乡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任上。史载：死后极尽哀荣。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我们说，一个文学形象的价值，首先取决于“无”和“有”，换句话就是他是否重复了以前的同类形象的塑造，如果以前没有，那么他就是一个崭新塑造。
　　在和建政几位朋友运作拍摄《大龙脉》的跋涉中，我曾有幸跟随其后，做了一些论证中的记述工作。2002年4月30日下午，筹拍电视剧《大龙脉》有关各方应邀在北京开滦宾馆开了一次协调会议。与会者多是活跃于影视界的“大腕”，曾主持过许多有影响的电视剧制作。他们对《大龙脉》表现出浓厚的创作兴趣，我在纪要中这样录下他们的发言：
　　王浩（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著名编辑、剧作家）：历史厚重，题材难得，很有价值思辨能力，是比较难得的题材，这个项目要努力去做，可以做成精品。《大龙脉》反映了大清晚期的衰落，实际上是民族衰落的开始。该剧探讨了复兴之路、强国之路，让人对这段历史有一层新的认识，大清败在什么地方？著名导演张子恩和李培森（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大龙脉》表现的是“中国的实业起步和开端”，我们现在正处于兴办实业与科技发展万马奔腾的时代，还没有一个剧本就此追本溯源。晚清剧不少了，但大都写宫廷争斗、风云人物、历史事件、奇异之案，还没有写最早一代实业家办矿山、建铁路中的辛酸坎坷，写当初举办民族实业之艰难，这是该戏的卖点，观众会感兴趣。目前正有人拍“海尔”，写张瑞敏。《大龙脉》中一“李”（李鸿章）二“唐”（唐廷枢），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拍好这个戏，等于展开一幅中国早期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工业的画卷，同是办实业、富国强民，现在和过去结局不一样，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有社会进步，可温故而知新。
　　诚如他们所说，一个时期以来，描写大致相同年代的“老板”们艰辛命运的电视剧不可谓不多，有写药铺的，有写染坊的，启程转折、离合悲欢，赚走不少观众眼泪。但平心而论，撇开人物的命运线，仅从经济学意义来加以权重，兴办近代煤矿、铁路所作的创举，哪一件不是开天辟地的大手笔、大制作？哪一件都让药铺、染坊的老板们自叹弗如？我敢说，唐廷枢，肯定成为中国同类影视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形象。
　　如果再往深层探究，唐廷枢这一形象塑造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文学的特殊价值，是对于集体潜意识的寻照。余秋雨先生说过：鲁迅的阿Q为什么一下子能够震撼大家呢？因为他碰撞到了中国人集体的深层意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浙江一带一个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精神格局就被缩小了。阿Q对于中华民族潜在心理的概括，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碰撞到了美国人的潜在心理一样。
　　如同在这个思路中，不能把阿Q这个形象仅仅把它看作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浙江一带一个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一样，对于“唐廷枢”当然也不能仅仅看作一座近代企业的创办人，他所展现的命运格局和精神格局，如同他所创办的开平煤矿遇到的艰难一样，折射出一个转型时代的痛苦与彷徨，构成了一种世纪性的概括。唐廷枢他们这些洋务实业家们，面对着“船坚炮利”的列强，极力主张“仿立外国工厂、购求西人机器”，所代表的是在当时一切进步的人们求强求富、振兴中华的理性和愿望，他们在韬晦中奋斗了，在妥协中争取了，在苦恼彷徨中拼搏了；他们那么认真，那么诚恳，那么执著，最后带来的却是一个梦想的破碎和一个魂断风悲的结局。这是19世纪末中国多少温和的改革者、理想的实业家的集体写照，也是唐廷枢他们这个社会群体心理的集体写照。秋雨先生评论巴金笔下的高觉新时曾说：“形象往往大于作家，作家未必是有意识的，但是由于他的真诚，他的深入，他碰撞到了。有的文学作品可能形象更生动，语言更别致，风格更优美，但是这种能够和一个时代的民族深层心理紧紧连在一起的形象，就不是很多。”《大龙脉》中的唐廷枢能否也能构成这样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形象，自当由观众评说。

一个不能不碰的历史人物

　　《大龙脉》进入制作后期，制片人蒋女士和建政之间的电话几乎打爆了。一道难题必须破解，一道障碍必须跨越，这就是剧中李鸿章的形象定位问题。剧中，李鸿章犹如一只“金刺猬”，弃之不舍，捧之扎手。从大型文献专题片《世纪》，到由中央电视台投资4000万、历时4年精心打造的鸿篇巨制、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再到《大龙脉》，李鸿章和他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一直是影视评论界争议的热点、焦点、难点。
　　毫无疑问，李鸿章称得上是洋务运动的首领和旗帜。开滦的创办之于洋务运动，好比藤和瓜，而栽藤育瓜者就是这位当时权倾朝野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打算绕过去是不能的。
　　那么，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呢？建政、老任和许多朋友们，曾有多少个彻夜长谈——
　　首先，不能把李鸿章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脸谱化”。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自然，作为一介权臣的李鸿章也“拼命做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那是他性格中刁滑、狡诈的本质反映。
　　其次，对于洋务运动要把握其是否符合历史大的走向。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凭学到的粗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能够认识到：回首百年中国历史时，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当把握好的两条标准：一是文明进步的标准；二是将人物的政治态度、政治表现与经济发展主张、经济活动加以区分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大龙脉》中对洋务运动同样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中的一大“亮点”。与同时代的封建官僚相比，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以及他所重用的洋务实业家们，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更加深刻，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对催生新的经济，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们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们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李鸿章、唐廷枢他们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洋务救国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但无论怎样，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使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有了对立面；它使社会开始有了求新求变的冲动，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大龙脉》从改剧本，一直到演员创作，基本遵循了“历史的真实，人物的多面”这一条。如今的《大龙脉》也试图告诉现在的观众，那段历史是民族的痛史，也孕育出了民族的希望，那段历史中的很多人，包括某些“睁开眼看世界”的王公大臣也一样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为中华民族寻找着出路。他们之所以被后人视做“正”或“反”，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观念、做法，而非人品，在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他们也在做出自己的政治权衡。这样才会可信。
平心而论，以建政、老任我们几个“蕞尔之躯”来评述当年最上层的“路线斗争”和后来的历史纷争，往往是搞不清楚的；作品的播出也并不是认为在这些事件、人物的把握上不再缺少恰如其分的标准，而是我们作为它的思考者，期待着有更具深层意义的回应。

　　一个时期以来荧屏上表现历史同时期的“创业者”们艰辛命运的电视剧相当多，有写染坊的，有写药铺的，有写商贾的，然而，比起兴办近代煤矿、修建铁路的伟大创举，那些还仅仅是一些小角色。像《大龙脉》这样以大手笔表现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形象，以情、理、气、志俱佳来塑造作品的品格还不多见，相信会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